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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网原创短篇:那个时代,那个母亲,那个我(一)怎样活着

来源:尊宝娱乐亚洲网站    作者:    发布时间:2018-01-09 16:33    编辑:朵海平

  一年少有的几次回家,总会在母亲的额头和双手发现岁月刻下去的新纹痕,真不敢想象下一次见到她时变得更老的样子。

  然而人总要变老,母亲说:人会变老,人会死掉,可这没有什么好伤心的。她觉得人要是等待变老、等着死掉,这才最悲哀,所以她平时除了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之余,把老家残破的院子打理的井井有条,她每年在院里的花园分块种上三四样花和七八种蔬菜,等待着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。

  我的母亲十八岁嫁给了快要三十岁的父亲,这样的年龄差本该是父亲撑起这个家,怎奈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染上了酒瘾,母亲在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婚姻方式下,与一个素未蒙面的男人共同筑起了我们的世界。

  母亲在生产第一个孩子时,是在跟醉汹汹的父亲吵架后赌气出走回娘家的路上,那是一段崎岖的山路,在她正要爬上山时,准备就绪,即将横空出世的我让她彻底累倒在山脚下的河滩里。

  在春夏季节,那条河滩里的水漫过成年人的膝盖,也经常会看到河里潜着几顶黑不溜秋的脑袋,那是熊孩子们相约在一起的游戏,老家人称之为打搅溪,在我长到和他们一样大年纪的时候,也曾是经常光顾那块水域里的“混世魔王”……

  母亲生产我时,河滩里的水已结上厚厚的冰,冰上盖了一层昨夜下的雪,她倒在雪地里,以为要死了。可所有的母亲在护犊这件事上的不屈意志力,让女人的柔弱变成了人类最有可能叫板上帝,并唯一能战胜神之法则的力量。

  母亲从雪地里爬起来,跌倒又爬起,离河滩一里地有个小村庄,村里错落着几户人家,它们唐突地安插进凛冽又毫无生气的冬景里,似乎是西游记里为孙行者医治被黄风怪弄伤眼睛的神庐。

  母亲几乎是爬着喊开其中一户人家的门,这家的男人用农耕的架子车又把母亲送到十里外的乡村卫生院——也就是我父亲的单位里,到了医院后,母亲才松口气,便昏迷了过去。我不知道当时她忍受了多么令人无法想象的疼痛,后来我犯了错让她伤心的时候,她总会一边咬牙用板子打红我的双手,一边红着眼睛自己哭成了泪人。

  八十年代的医疗技术,尤其在乡村里的卫生条件,远没有现在般的无所不能,当现代人普遍使用麻药和剖腹的方式让分娩的痛苦最小化时,我那可怜的母亲,不得不从昏迷中被唤醒来,因为她的这种“偷懒”方式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。

  总算母亲和我都挺过了那个艰难的夜晚,当一声清脆的婴啼划破明朗的长空,那是我出生的宣言,从此她拥有了一个牵挂,我获得了新的世界。后来母亲回忆那个夜晚时说:“即使你开口叫我第一声妈妈,还是你三岁时学会人生的第一首儿歌,摇头晃脑的站在我面前表演时,都抵不过你那一声破空的啼哭,再没有比这让我更兴奋的了。”

  父亲是三四天后才知道母亲为他生了个漂亮儿子,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他好几天没再犯酒瘾,他像个真正的丈夫和父亲,守护在母子身边,为妻子熬粥,为儿子换尿布。不过几天后,他又重操旧业,而且每次回家都是烂醉如泥,他把温存的那几日里的压抑,变本加厉地还到了母亲身上。

  有天晚上,风雪交加的夜晚,醉得疯疯癫癫的父亲踹门进屋,从还在坐月子的母亲怀里一把夺走熟睡的我,等母亲反应过来时,他已将我扔出了门,好在是风雪交加,院子里下了很厚的雪,我除了挨冻后留下了怕冷畏寒的后遗症体质外,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身体损伤。

  可我的母亲,已提起菜刀冲向那个“谋杀”她孩子的亲夫,虽然柔弱的她被缴了菜刀,挨了一顿拳头,但也让父亲惶惶不安地去酒友家躲了一夜,并且从此划定了一条他不能逾越的红线,就是不能动她的孩子们。

  那天夜,母亲也变得像个疯子,她拿着家里唯一的照明电器——一个可以装两节大号电池的手电筒,借着用牙齿在电池上咬出来的电能,从灯罩里透出来的微弱光线,将我从雪地里捧回去,然后她抱着没有了哭声的我自己却无助地哭了一夜。

  酒醒后的父亲对他昨夜疯狂的行为付出了代价,他即将失去他刚出生的儿子,母亲也收拾好自己的包袱,要将我带回她的娘家里安葬。

  不过父亲为挽留住他的家庭,干了一件他这一生中最牛逼的事情,他用了很多法子让我活过来,最终竟然让他捣鼓成功了,这到现在都是一件无法解释的医学奇迹。

  也或者说是,我的命头硬,按照我姥爷事后安慰母亲的话说,这娃娃命硬有福,将来一定是个厉害的主儿。这番话让年轻的母亲更有勇气面对和那样一个糟糕丈夫的生活了,她把她对未来一切的希望,寄托在我身上,可我在叛逆期变成了她的另一个恶魔,也算验了姥爷的话,这是后话。

  我的姥爷是个“秀才”,他在民国时期出生,上了两年民国的中学,是母亲娘家村子里唯一的读书人,后来共和国成立,他当过镇政府秘书,又写得一手好字,远近闻名,因此村里人都叫他朱秀才。也许是这个原因,他给母亲任性地起了个“秀彩”的名字,给我起的名也是来自于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里的一句诗,然而拜他“太有文化”所赐,村里比我晚出生几年的后生,纷纷效仿我的名字,给我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,比如村里所有的“海平”干下的坏事,母亲都会用鞭子算到我头上。

  母亲有一根用小榆树剥了皮做成的鞭子,专属于我,鞭子的取材是父亲单位院子里的一片小榆树林。在我15岁之前,我们一家人挤在单位的两间集体宿舍里,一间是父亲母亲的卧室另带客厅功能,另一间是我和弟弟的卧室,有厨房、饭桌、面柜和炉子。我上小学时,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生着炉子,然后配合母亲做早餐,主要是帮她洗土豆。当时农村物质匮乏,土豆是唯一的配菜,几乎餐餐见土豆,早餐煮土豆汤,中午炒土豆丝,晚餐下土豆面,还未见吃土豆的先腻了,我这洗土豆的已然烦了。这种有规律的家务活,直到弟弟也上了小学,就落在他的头上,而我可以堂而皇之的拿着英语课本,在院子的榆树林里闲溜达、瞎打鸟。

 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拿工资的职工还不如家里有两亩地的老农生活宽裕,尤其像父亲那样从未有过理财念头的,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还不够他喝两顿酒,所以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靠邻居和亲戚们的救济,每年丰收时,母亲笑得比谁都开心,母亲会腾出手去平时送她救济粮的邻居家打帮手,帮他们割麦、打穗。

  记得有一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落在刚出穗的麦田里,毫无危机感的我捡来几颗鸽子蛋那般大的冰球,捧在手里向母亲炫耀,而母亲一脸愁容,她跑到邻居家反复询问这场冰雹对麦子的影响,回来后,年轻的母亲爬在面柜上,忧心忡忡地哭起来。自那天后,她每天到山里挖野菜,我们家吃了整整半年的”野味“,到了冬天,她才拿出被她藏起来的面粉,那年冬天因此总算没有挨饿。可由于藏在床底受了潮的缘故,发了霉的面粉里生了不少虫子,母亲是个特爱干净的人,她就一颗一颗捡面虫,我就把她捡出来的虫子装进瓶子里,喂了蚂蚁窝。

  人小的时候都比较亲近大自然,我似乎比一般人更亲近些,父亲单位大院里有好几窝蚂蚁和鸟,它们都曾被我用棍子骚扰过,现在想来,我在搅闹这些小动物安宁的时候,真的像个恶霸,我会捉几只做各种各样的实验,比如有次听到有文化的姥爷讲“热锅上的蚂蚁”这个谚语,我就真的把蚂蚁放到热锅上观察,还有“温水煮青蛙”、“飞蛾扑火”等,别的小孩在拿试管,实验化合物的反应时,我却谋害一个个可爱的小动物,用血一般的事实让古人得出来的结论重新获得验证,这个行为说高尚点,是“疑是思之始,学之端”,说难听点就是咸鸭蛋和荷包蛋砸脑袋——闲得蛋疼。

  乡亲们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,我们家靠邻居们的救济吃饭。这样的日子过到大概母亲嫁给父亲的第六年,响应改革开放号召“下海”经商的第一批人带着风头回到了村里,我记得有一个叫六斤的人,头上摸得油光锃亮,胳膊肘下夹着黑色公文包(现在才知道这种正式的称呼),当时他给晒阳洼儿的乡亲讲述他的下海之路,一群男男女女围得他水泄不通,男人们研究他包里装了多少“大团结”,女人们讨论他头上擦的是红麻油还是猪油,小孩子们则对他口袋里酸酸甜甜、五颜六色的糖果感兴趣,而认真听进去他那一套道理的也许只有母亲了。

  不久后母亲将自己犹豫了好几天的想法告诉给了“秀才”姥爷,姥爷当时坐在炕头,拧着黄烟卷儿。母亲:阿大,我想下海。姥爷是那种越着急的话越不急着说的人,他快将那支烟吸完时才答话母亲:你下东海还是南海?母亲知道姥爷性格,姥爷平时不轻不重的一句话,看似毫无相干,可听他说下去,总会说出些道理来。

  母亲:往南广东那边听说发展得好,捡个垃圾一个月都能挣一百多。

  姥爷:大家都知道了的好消息,就变成滥消息了,等着你也去干这份差的时候,估计那边去捡垃圾的人要比垃圾还要多了。

  母亲:我不一定干这个,六斤他们鞋厂招工,我去了只给厂子里的工人做做饭就可以了,包吃包住一个月开着一百六的工资说。

  姥爷:你去给他们做饭了,谁给你的小崽子做饭吃?要靠他们那个三天两头泡在酒场合里的阿大吗?

  “大点的我捎给阿妈,小的我带在跟前。”母亲本来想好的说词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,她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弟弟,和在地上打滚画圈儿的我,便抽泣起来。一个女人在没有孩子前,她可以为自己活着,也可以为爱情活着,一旦有了孩子,她就只为孩子而活着。

  姥爷:要是开放的政策好,不用你追过去,它自然会自己跑过来的,你只要等在那儿就成了,青海也是海呀。姥爷说话总是扯得又大又远,很多人在刚开始听他讲大道理都当笑话听,后来人们慢慢发现,过几年那些笑话大多都变成了实话。

  ……

  (作者:朵之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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